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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五十一年三月，浙江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亏空案。时任浙江学政的窦光鼐，上奏乾隆帝揭发浙江各州县亏空，请求朝廷派遣钦差大臣严查。
窦光鼐作为学政上了这么一道折子是有风险的，因为学政不是地方的政务官，而是分管教育和科举的学官，按照官场规则，此举有越俎代庖之嫌。然而，这个窦光鼐生来就是个铁汉子，他的人生格言就是“不要性命，不要做官”。看来浙江的督抚们是摊上大事了，窦光鼐也注定要脱一层皮。
浙江到底有多少亏空呢？数字并不大，仅有33万两，对于一个鱼米之乡来说，犄角旮旯扫一下也就够了。关键在于四年前乾隆已经下旨让浙江赶紧补上，而时任浙江巡抚福嵩巧言令色说没有亏空，一直抗着不交，如此性质就变了。
很快，乾隆便派出了户部尚书曹文埴等三位钦差大臣前往浙江查办。这个案子查起来并不难，不到一个月便水落石出了，亏空确实存在，数字也是33万两。浙江巡抚福嵩以及布政使被革职回京交部议处，由伊龄阿接替浙江巡抚一职。
事情到了这儿也算是有个说法了，钦差大臣可以回京复旨，而窦光鼐也完成了使命。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窦光鼐又上了一道折子，说浙江的亏空不止此数，各州县的亏空依然很多。
如果窦光鼐上奏属实，那么浙江通省官员怎能逃脱革职抄家甚至诛戮发遣的命运？因此，窦光鼐之奏，必然招致浙江全省官员的拼死反扑。
而且，窦光鼐也因此得罪了三位钦差。因为他们曾向乾隆明确奏报，浙江亏空只有33万两，其他各州县并无亏空现象。窦光鼐这无疑是在向三位钦差大臣发起挑战。如此一来，窦光鼐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。
幸好乾隆的态度还是倾向窦光鼐的，于是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，乾隆又派出了第二波钦差大臣，这次被派出的是重量级的选手——首席军机大臣阿桂。
然而，阿桂一到浙江就给窦光鼐一个下马威，他与曹文埴等一起，当面询问窦光鼐，让他提供确凿的证据。阿桂此举是有偏见的，是不公正的。窦光鼐毕竟是个学政，民政非其所责，当然只能“风问言事”，不可能掌握各州县的实际亏空证据。
不久阿桂向乾隆汇报，说窦光鼐所指控的各州县亏空证据不足，认为是无事生非，扰乱浙省，诬陷好人。这一汇报影响巨大，顿使乾隆对窦光鼐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。
五月二十二日，乾隆下旨给出了一个结论：浙江亏空的钱粮已经补齐，将福嵩等严厉惩办，窦光鼐革职交刑部治罪。窦光鼐一下就沦为戴上刑具，押赴京师的囚犯。而竭力反对窦光鼐的浙江全省官员，以及阿桂、曹文埴等欣喜若狂。
不过，历史是最无情最公正的审判官，事实总难长期被歪曲掩盖，不久这些人就要大失所望了。
闰七月，年近古稀的窦光鼐被差役们押着，向京城而来。尽管此时他已变成了阶下囚，前途吉祥难料，而且很可能是祸多福少，他对朝廷如此不公、如此昏庸，定会愤怒不已。但是这位铁御史在陷入重围孤军奋战中，显示出了惊人的超群之才。
他放弃了全面开花普查浙江全省亏空的做法，而是集中精力狠抓平阳知县黄梅的亏空罪证。在被革职之前，窦光鼐已经急赴平阳县，苦口劝谕生监平民，得到了全县广大生监和平民百姓的支持，搜集到了两千多张田单、印票、借票等实证，这些证据足以驳倒任何徇情枉法官员的诡辩。
当窦光鼐在被押解的路上，窦光鼐早已将这些证据以五百里加急上报给了乾隆帝。乾隆收到奏折后，接连下了两道震惊朝野的谕旨，宣布重审浙江亏空案，令已经启程回京的阿桂即回浙江，秉公审办，并添派江苏巡抚闽鹤元会同审理。
这个时候窦光鼐也在回京的途中，乾隆下旨让他也返回浙江，与阿桂等人对质。在乾隆的严令之下，阿桂、曹文埴等自然不敢再执己见，很快将黄梅县亏空贪婪之案查明上报。
紧接着，阿桂等人又对其他各州县进行了排查，结果大出意料，浙江全省所亏空的钱粮竟然多达数百万两，这让乾隆震惊不已，他下达长谕，历数阿桂等人过失，将他们交部严加议处，新任的浙江巡抚伊龄阿则被拔翎夺顶，交刑部从重治罪。
至于在此案中立下大功的窦光鼐，则调回京城升任吏部侍郎。这起轰动京师及浙省的亏空案，至此结束了。窦光鼐敢于冒犯龙颜，不畏权贵，仗义执言参劾贪官，其精神可嘉，气节高尚，定当名垂青史。而乾隆皇帝知过能改，明断疑案，亦属难能可贵。
